1965年，刘亚楼离世后，空军司令的位置便空缺了出来，让人不禁好奇谁能来接替这个重任。按理说，刘震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发展。

刘亚楼担任了新中国空军的第一任司令员，他为新中国的空军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倡导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空军。

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空军的进步赢得了上级的赞许，成为了全军学习的典范。

1965年，也就是刘亚楼领导空军满16年的那一年，他因肝病不幸离世。接下来由谁来担任司令员，这不仅是军委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空军内部普遍关心的焦点。

从各方面条件考虑，副司令员刘震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但实际情况后来的走向却并非如此。

刘震出身于红25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追随黄克诚的脚步进军东北，指挥改编后的2纵部队，在东北的战场上建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诞生后，他被任命为志愿军空军的总指挥，领导部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在空中交锋。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能够屡次赢得空战胜利，实在是难能可贵。

之后，他荣获了上将军的荣誉，并在中共八大会上成为了中央候补委员。

那时候，空军里头仅有两位上将，一位是刘亚楼，另一位就是他，他们还被分别推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从职务级别和党内角色的考量出发，刘震出任司令员的呼声似乎更高。但最终的安排却出乎众人意料，林彪选择了让政委吴法宪来挑起司令员的重担。

吴法宪回想起当时的情况说：当被问到对即将担任司令员的看法时，他感到很意外。他自觉并不胜任司令员一职，毕竟自己一直从事的是政治工作，缺少实际的空军作战指挥经历，万一遇到战争，可能会不知所措。因此，他曾婉拒过这个提议，并建议让杨成武或刘震来担任。

吴能被选为空军司令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亚楼在世时做的人事布局。

从1957年起，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成一个整体后，空军司令部的领导团队得到了持续壮大。在刘亚楼和吴法宪分别担任军事和政治主管后，还有至少七位副司令员，他们分别是刘震、成钧、王秉璋、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和徐深吉。

据吴法宪的回忆，那几位副司令员对刘亚楼的工作风格颇有微词：他一言堂，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稍有不顺意便面露不悦。方式直截了当得近乎粗鲁，有时甚至践踏他人尊严。在一次党委会上，几位常委向吴法宪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期盼能有所调整。

吴法宪对刘亚楼的工作方法心知肚明，他曾多次向刘亚楼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自从刘亚楼身体欠佳后，他就没再提起了。

吴法宪担任空军政委一职，与刘亚楼在职位上处于同一层级。但实际上，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吴法宪始终是刘亚楼麾下的得力干将，两人在工作决策上的分量明显不同。大多数情况下，刘亚楼的主张就是吴法宪的行动指南，他很少提出反对意见，两人总是保持高度一致。

李赤然少将空军生涯回忆录中提到，他着重推行“一长制”，这让“政治委员制”实质上失去了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民众会给吴法宪政委贴上刘亚楼司令“跟班提包的秘书”这样的标签。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刘亚楼提议吴法宪出任司令员是有道理的。当然，这背后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当然，刘亚楼的话并不能直接决定谁来担任某个职位，但他的意见相当有分量，毕竟他是林彪极为器重的一位老战友。当林彪开始掌管军委事务后，刘亚楼就被提拔为了国防部副部长，同时还兼任空军司令，尽管这个副部长头衔并不直接掌握大权，但它无疑是一个象征着地位的职位。

1964年的时候，空军成为了全军学习的楷模，刘亚楼有幸在大会堂发表过演讲，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获得的殊荣。这既彰显了他在工作上的出色能力，也反映出林总对他的器重与信赖。

李赤然回想起那段时光，说道：那时，空军队伍里并非和谐一片。

1966年6月6日，空军组织召开了他们的第十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原本打算集中讨论并批判已故前任领导在空军任职期间所犯的一些错误。但在会议进程中，大家不仅认可了前任领导在工作中的成绩，同时也坦率地指出了领导层面存在的问题。与会人员抱着增进团结的初衷，通过列举事实、讲明道理的方式，希望能够借助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机会，实现更加紧密的团结。

吴法宪在成为司令员后，内部有不少反对声音，若非有林背后的支持，恐怕难以驾驭空军大局。不久后，因一场大规模运动，刘震、成钧等人遭遇波折，不得不离开空军岗位，这也使得他的地位水涨船高，不仅兼任了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还成为了副总长，并且在九大上成功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然而，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他便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